湖南省长沙市主要历史事件

    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如风卷残云，迅猛激烈；至公元前221年最后灭齐，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

　　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采纳巫相李斯的建议，废诸侯，立郡县，分天下为36郡。在原楚国的“江南”之地，正式设立长沙郡。据《汉书·地理志》载：“长沙国，秦郡。”南朝郦道元《水经注》亦云：“秦灭楚，立长沙郡。”从此，长沙开始纳入全国统一的政治体制，并第一次明确地以一个行政区域载入史册。

　　秦代的长沙郡，以今长沙地区为中心，北起洞庭，南逾五岭，东邻鄱阳湖西岸和罗霄山脉，西接沅水流域。据明朝祟帧年间编《长沙府志》沿革所述，秦代长沙郡下设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9县。这是古代长沙最早的一批县级行政区域，其范围包括了今岳阳、长沙、湘潭、株洲、益阳、衡阳、邵阳、娄底、郴州、零陵等10个地市，以及鄂南、赣西北和广东的连县、广西的全州等地，面积几乎相当于今天整个的湖南省。其中湘县即今长沙、望城、宁乡、浏阳4县(市)地，故城在今长沙市区之内，为长沙郡治所，是郡的最高军政长官的驻节之处，也就是辖境广阔的长沙郡的政治军事中心。

　　由于年代久远，又因秦朝命运短促，二世即亡，有关秦朝长沙郡的历史大多已湮没无闻了。今天我们只能根据秦朝统一的郡县制度，为之描绘出一个粗淡的轮廓。秦代的长沙郡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其最高行政长官为郡守，并设有郡尉管军事，监御史掌监察。郡下各县，行政长官为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又设有县尉掌军事和治安，县远掌司法和税务。县以下设乡、亭、里等社会基层行政单位，有三老、亭长、里正等职，以禀承郡县的命令实施对社会的统治。可见，秦代的长沙郡已有了一整套上承中央，下至县，以至社会基层的层层相辖的军政设施。在此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长沙的地方行政系统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衍变和发展起来的。 

　　长沙郡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也比战国时期更为重要。它北有洞庭重湖，南有五岭屏障，发源于岭南的湘江流贯全境，连通南北，交会东西，为秦帝国南部疆域的重镇名城。浩淼无涯的洞庭湖，阻隔关山，是长沙的北部门户。据清朝光绪年间所修《湘阴县图志》载：洞庭湖“中有磊石山、秦骑望两处，高踞全湖，周望万顷，铜盆、万石两汊，为湖中栖泊要害，南北有事，势在必争。”据有关专家考证，此“秦骑望”很可能就是秦朝驻兵守望的前哨阵地。“千古第一帝”秦始皇巡行天下，即曾亲临洞庭。前219年，他从南郡“渡江，至湘山祠”。湘山，即今岳阳君山，处于烟波浩荡的洞庭湖中，山上葱笼青翠，祭祠湘君的湘山祠临湖而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渡湖登山，湖面大风骤起，波浪滔天，“几不得渡”。便问随行的博士：“湘君何神?”博士答：听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葬于此。威震四海的秦始皇似乎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窘境，勃然大怒，乃下令派刑徒3000人将湘山的树木砍伐殆尽，然后返驾回都，未能继续南行。

　　长沙郡南境，五岭逶迤，形势险峻。岭南为越人聚居的南越，包括了今广东、广西在内的辽阔地域。秦始皇晚年，令尉屠睢率50万大军伐越人、戍五岭，发动征服南越的战争。长沙郡是其重要的军事基地。当时，秦朝在郡内修筑了通往越地的“新道”，作为秦军的进兵与粮运之道。古籍记载，其时长沙郡的零陵县和郴县都修有“驰道”，至今犹有遗迹可寻。据《淮南子·人间训》记，屠睢统率的50万人马分为5军，分戍5处，其中“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都是在长沙郡的零陵县境内。这两支军队很可能就是经长沙郡境，溯湘江而上，再由新道逾岭而南的。秦征伐南越的战争，规模巨大，甚为激烈。秦军曾“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秦始皇乃命监史禄在零陵县境南端(今广西兴安县境)湘江上游与漓江上游之间开凿灵渠，使大批人马粮草由湘江船运，经灵渠，入漓水，源源不断开入南越，为秦帝国的开疆辟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封建王朝，但由于秦统治者的滥用民力、残暴无度，很快就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灰飞烟灭。秦代长沙郡的历史随之结束，新的时代也从此开始了。

四次长沙会战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之后，中国的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位于武汉与广州之间的长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阻止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前沿堡垒。为攻取长沙这一战略要点，日本侵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体，从1939年9月至1944年6月先后4次进犯长沙，以第九战区为主体的中国军队采取“后退决战”的战略与日军先后展开了4次大规模的作战。

　　1939年9月初，欧战爆发后，日军为配合德、意法西斯，加强了在中国战场的攻势。9月中旬，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茨指挥10万兵力，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术，从赣北、鄂南、湘北进犯长沙，企图消灭中国第九战区的主力，挫败中国政府的抗战意志。国民党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动员战区所属部队30余万兵力迎战，并以一部兵力于赣北阻击日军，将主力放在湘北，“逐步抵抗，诱敌深入”，将决战地点选择在长沙附近。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首先在赣北揭开序幕，18日开始，日军主力由湘北正面向我守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22日攻破新墙河防线，26日占领泪罗江防线，然后继续南侵，一部进至离长沙城约30公里的捞刀河，大部进入伏击国内。中国军队突然发起反攻，在福临铺、三姐桥、青山市伏击或阻击敌军，予敌大量杀伤。

　　此时孤军深入长沙的敌军既没有捕杀我军主力，又缺乏后续部队的增援，形势十分不利，从29日起被迫撤退。薛岳立即严令各部全力追击，中国空军也从成都机场起飞轰炸武汉日军机场。10月7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凭险据守。至此，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是役中国军队伤亡4万余人，歼敌万余人，时称“第一次湘北大捷”。此次会战是欧战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也是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守军首次用武力迫使日军回复到战前原态势的一次战役。粉碎了日军“以战迫降”的狂妄企图，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为与英美争霸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经日本大本营批准，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调集10余万大军，配备强大的火力和大量的骑兵，改用“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雷击战”战术，于9月上旬发动了对长沙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薛岳仍然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在长沙及周围地区部署了约30万人的兵力，计划“诱之于汩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反击而歼灭之”。9月7日，日军一部包围大云山中国守军，揭开了第二次会战的序幕。17日晚，日军主力向湘北全线展开猛攻。由于对日军此次进攻的规模估计不足，选择决战地区不当，加之日军又破译我方几次重要的无线电指挥电讯，因而在会战前期，我方处处被动，节节失利，新墙河、汩罗江、捞刀河各防线被迅速突破，我防守及各增援部队先后败退，日军迅速地挺进到了长沙外围及其以南的株洲，27日晚攻入长沙城。日军占领长沙后，敌我形势却迅速发生变化。日军后方遭到我第六战区主力的攻击；我军各部重振旗鼓后也由各个方面向长沙周围迅速集结。在此形势下，攻入长沙仅3天的日军被迫于10月1日开始撤退。薛岳命令备部乘势追击，分别采取埋伏、截击战打击日军，在汩罗江、浏阳河予敌大量杀伤。10月8日敌我双方回复到战前状态。是役敌军死伤约7000人，我军损失近7万人。但日军迫使我方屈服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给我方心理上和宣传上的好处。近卫内阁也因此而被下台。时称“第二次湘北大捷”。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英美军队在日军面前不堪一击，受到“辉煌战果”鼓舞的侵华日军颇想一显身手。驻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阿南惟畿为牵制中国军队增援港九及缅甸，出动12万兵力，于12月24日强渡新墙河南进，再度进犯长沙，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薛岳制订了“天炉战”计划，决定将敌人诱至炉底，即决战地区定在捞刀河与测阳河之间，予以包围歼灭。会战一开始，湖南民众以“焦土抗战”、“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一夜之间便使日军无法在战区内获得一粒米一根草，所有大小公路也沟堑纵横，日军的坦克、牵引车、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守卫长沙城的第十军将士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拼死抵抗，使骄横不可一世的“皇军精锐”在长沙城下竟无法越雷池一步。我岳麓山上的重炮群居高临下，一颗颗炮弹向日军倾泻，每一声爆炸都引起中国军队的阵阵欢呼声。1942年1月4日拂晓，我军形成对日军的三面合围态势，弹尽粮绝的日军狼狈突围。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敌人杀得溃不成军。残余日军最后靠着施放毒气和空军的掩护才得以逃回原来的据点。16日，日军司令部从岳阳撤回武汉，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是役日军死伤5万余人，这是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本因在长沙惨败，再次意识到中国实力尚存，不敢遽尔从中国战场捆出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南洋英美友军。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蒋介石也说“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6月)是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而长衡会战又是日方为援助南洋日军而进行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战火烧到湖南。27日，日第十一军各由横山勇指挥向湘北方向发起攻势，其第二线兵团同时南下参加作战。各路日军避开我军的侧翼迂回，分途向长沙外围发起攻势，并占领其外围据点。6月16日开始向长沙城区和岳麓山主阵地发起猛攻。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隔江分阵，力不能支，而岳麓山炮兵阵地的火力又遭到日军重炮和空军的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至18日，日军用优势兵力自背后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长沙沦陷。

　　4次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官兵，发扬了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数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给敌以重创。虽然最终未能阻止住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但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范围内正面战场的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斗争，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长沙解放 
    1948年盛夏的长沙，骄阳似火，暑气逼人。一列从武汉驶来的专列于7月24日9时30分徐徐开进，稳稳地停在火车站的铁轨上，一位慈祥、儒雅而又略显老态的长者出现在欢迎的人群面前。他就是在湖南享有“家长”美称的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程潜将军。

　　程潜，字颂云，醴陵县人。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北伐时曾和林伯渠合作，受共产党的影响较多。抗日战争期间以战区司令官的身份率部杀敌，有功于民族和国家。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曾与他长谈，鼓励他走和平的道路，投向光明。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受到蒋介石和桂系的排挤，名位虽高却无实权。内战爆发后，以武汉行辕主任身份指挥部队进攻解放军，有过失败的教训。此次因竞选副总统失败，而以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主持湘政。正当人民解放军即将举行战略决战，蒋家王朝的统治发发可危之际，蒋介石给他的任务又是“剿共”和牵制桂系白崇禧。因此，程潜回湘后处境艰难，心事重重。

　　程潜是一个经过做工作而有可能站到人民方面来的人物。根据中共中央“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的指示精神，对照程潜进行历史的全面分析，中共湖南省工委果断地作出了争取程潜的决定。这项重要使命首先落到了中共党员、湖南大学经济系讲师余志宏的身上。

　　余志宏是程潜的醴陵小同乡，刚过而立之年，一介书生，文质彬彬。这时淮海战役大局已定，平津战役已进入后期，余通过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和程潜族弟程星龄等人，争取程潜的工作取得重大远展。12月31日，程潜开始表明脱离蒋政权、走和平道路的意愿，并委托程星龄同中共地下组织联系，同时公开表示赞成国共和平谈判。

　　蒋介石由于不放心程潜，又派他的湘籍黄埔嫡系回湘掌握实权。程潜当时能直接指挥的只有4个保安旅，没有实力作后盾。为此，程潜通过前国防部次长刘菱活动，争取到了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1949年2月18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陈明仁亲率所部5万余人，涪浩荡荡开进湖南，从而大大增强了程潜的军事实力。经过地下党的努力和程潜的启发，陈明仁回湘后很快与程潜取得了走和平道路的默契。

　　这时，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唐生智领导的长沙人民的和平自救运动逐渐达到高潮。这使程潜深感和平的道路顺乎民意，合乎潮流，从而更加坚定了举义的信心。

　　为了遏止湖南的和平运动，蒋介石派遣大批特务潜入长沙伺机破坏。白崇禧也在他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崩溃后，亲率40万大军入湘。白崇禧来长后采取高压手段，逼走唐生智，改组省政府，改编湖南军队，使得原来一派和平气氛的湘江两岸一时乌云压城、鬼哭狼嚎。

　　面对白崇禧的逼迫，程潜终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经同中共湖南省工委代表的面商和同中共中央代表的两次直接联系后，程潜于1949年6月中旬向省工委正式递交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备忘录》，表示愿意站在反蒋、反桂、反假和平的立场上，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和谈八条二十四款的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7月4日，毛泽东电复程潜，对他决心采取反蒋反佳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方针表示极为佩慰，并表示“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程潜收到毛泽东的复电，欣喜异常，随即派出亲信人员赴汉口与四野司令部取得联系。7月29日，双方代表会议，达成湖南和平解放的原则协议。

　　1949年8月4日下午，历史终于翻开新的一页。由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3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人民民主政权。

　　8月5日是长沙人民的大喜的日子。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而盛大的入城式。晚10时许，当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整齐行进时，长沙10万群众夹道欢迎，万人空巷，彩旗招展，锣鼓、鞭炮喧天，欢声雷动。欢乐的人群一直到凌晨3时许才慢慢散去。

　　长沙的和平解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英明决策，解放军胜利进军，中共湖南省工委的统一战线工作，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及其部属深明大义，顺应历史潮流等因素促成的，是经过充分协商，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的。它是继北平之后又一种和平解放模式，震撼了华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促进了一些地方的和平解放，对于缩短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减少人民不必要的牺牲，起了重大作用。

　　长沙的和平解放，是湖南也是长沙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结束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湖南的统治，结束了20多年来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的黑暗统治。长沙的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