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现代主要历史事件
邓小平两次南巡广东
第一次南巡
邓小平于1984年1月24日至29日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在这些地方视察期间，邓小平相继挥笔题词。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就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
邓小平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第二次南巡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
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指出：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以1984年到1988年五年的加速发展为例，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邓小平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在谈到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时，他说：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邓小平还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并发出通知，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广州获得2010年亚运会主办权
亚奥理事会在北京时间2004年7月1日下午宣布广州成为2010年第十六届亚运会的主办城市。
广州申亚历程
2002年韩国釜山亚运会期间，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建议，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向国家提出了广州申办2010年亚运会的请示。
2003年11月12日，广东省政府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名向国务院提交由广州市申办2010年亚运会的请示报告。国务院经慎重研究后，同意广州申办2010年亚运会。
2003年12月22日，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透露，中国奥委会已正式递交了申办亚运会意向书，申办口号为“动感亚洲，感动世界”。
2004年3月31日，中国广州2010年亚运会申办委员会向亚奥理事会正式递交了申亚报告书。
2004年4月8日，广州2010年亚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10日广州举行了申亚启动仪式。
2004年4月14日，亚奥理事会考察评估团一行5人在亚奥理事会副主席、菲律宾奥委会主席瑟尔索·德里特的率领下对广州申亚工作进行了为期两天半的实地考察。
2004年4月14日，马来西亚宣布放弃申办亚运会，至此，广州成了惟一申办2010年第十六届亚运会的城市。
广东文革
批判“三家村”
1966年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文章诬蔑邓拓、吴晗、廖沫沙“继《海瑞罢官》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进攻”。随后，全国各地奉命对“三家村”进行批判和围攻，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6月7日，《南方日报》错误登载批判作家秦牧的文章，拉开了广东“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拥护“十六条”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9日，广州地区高等院校2万多师生在广东省体育场集会游行，拥护中央的决定。
“十六条”发表后，广州地区青少年学生纷纷开展革命大串连，到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破四旧 立四新
1966年8月，在北京等地的影响下，广州市大中学生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宣传“破四旧，立四新”，焚烧他们认定的“资产阶级”书籍、照片及其他艺术品，要求改革有“封、资、修”色彩的路名、店名，并捣毁带有“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反动封建迷信史迹毒素”的大佛寺等14个教堂和寺庙，烧毁各种神品，全市的所谓“封建迷信场所”全部被毁，宗教活动全部被迫停止。
联合夺权
1967年1月22日，广州地区部分群众组织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宣布向中共广东省委、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广州日报社“夺权”，声称“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所有”。对此，另一部分群众组织强烈反对，于2月19日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真正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这些举动使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更加严重。
1967年3月25日，广州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广东省第一个实行“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单位。26日，《广州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广州的第一声春雷》。图为广州铁路分局职工和解放军6000多人在中山纪念堂集会，庆祝该分局革委会成立。
“三支两军”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广州驻军开始陆续抽调干部、战士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执行军训、军管和支左任务。29日，广州部队指战员近万人举行“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师大会”，会后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到1969年3月底，广州军区先后共抽调33个团和19个营的3.4万余人担负“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训、军管）任务。
为了结束广州地区部分群众组织强行接管广州日报社的混乱局面，1967年2月28日，人民解放军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决定派出军事管制小组，对《广州日报》实行军事管制。
1967年在中山纪念堂外的冲突
1967年7月23日下午，在中山纪念堂外发生广州地区两派组织的严重冲突，造成重大伤亡。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州地区发生的第一次大型武斗。进入8月后，广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摩擦多次发生。
1968年中山大学的武斗事件
1968年6月3日，中山大学发生严重的武斗事件，100多名学生被围困在图书馆，长达50多天，直至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始解围。其间，一派群众组织在少数坏头头的操纵下，动用了机枪、手榴弹、炸药等各种武器和各种刑具，烧毁了物理大楼，各种贵重仪器受损，多名群众被囚禁，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革命大联合
因毛泽东主席作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讲话,1967年9月,广州地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出现大联合势头。
1967年8月31日，广州地区部分群众组织和驻穗三军指战员15万人在越秀山体育场集会，庆祝“广州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成立。
广州海员工人两大派群众组织经过协商，于1967年10月21日在广州体育馆举行“庆祝广州海员工人大联合暨‘斗私批修’誓师大会”。这是广州地区首先实现大联合的行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编者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家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运动。这一年，广州市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及街道青年有10万人到农村安家落户。1969年4月，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印发工作会议纪要，决定年再动员10万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上山下乡。
开展革命大批判
1969年8月29日，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立即深入开展群众性革命大批判运动的通知，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生产第一，专家治厂”、“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等。9月2日，市革委会召开会议，号召“彻底批判无政府主义”。
批林批孔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批发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悼念毛泽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是日至18日，广东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干部、学生无比悲痛，企业、商店、农村人民公社、机关、学校、街道和驻穗广州部队广泛举行各种悼念活动。
庆祝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消息传来，广州市民热烈拥护，举行盛大游行，欢呼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胜利。10月21日，中共广州市委就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向党中央发出致敬电。
10月21至22日，广州地区百万军民冒雨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
文革期间的工业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广州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尤其是文革初期，职工队伍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许多企业停工停产，全市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广州的工业生产和建设有了明显的好转。由于广大职工积极生产，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