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主要历史名人
刘邦
徐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皇帝刘邦的故乡，其出生颇有神话色彩，传说刘邦之母避雨于桥遏龙而孕，其受娠地龙雾桥就在今天丰县城东北的梁楼村。刘邦儿时避乱迁到沛城以北三里左右的地方落户。故当地有“丰生沛养汉刘邦”的说法。
刘邦在三十岁时，在沛县治东一里的泗水上岸上担任分管治安的泗水亭长。八年的亭长生涯对刘邦意义重大，在此期间，他先后结识了萧何、曹参、樊哙等一批人，这些人在他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杆起义，9月，刘邦在泗水河畔宣誓起义。此后，刘邦的势力不断壮大，经过八年的战争，抗暴秦、诛逆楚，终于建立了统一的大汉王朝。
高祖十年，刘邦亲征平叛而归，途经沛县故里，在沛宫大摆酒席，宴请父老乡亲。还挑选了一百二十名青少年，组成合唱团，以助酒兴。酒酣之时，刘邦击筑高歌，自赋诗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儿童亦随之唱和。歌罢，高祖挥剑起舞，万分伤感。对沛县父老说：游子思故乡，我虽定都长安，但百年之后我的魂魄还要回归故里。
高祖离沛后，沛人为显扬帝威，请金石良匠将《大风歌》摹刻上石，并筑百尺高台，立碑于台上。《大风歌》碑相传为东汉蔡邕所书，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风雨雨，流传至今。
苏东坡
徐州市区庆云桥东，故黄河南岸大堤上，矗立着一座双层飞檐的黄色高楼，歇山抱厦，光彩熠熠，这便是新修复的黄楼。
历史上的黄楼，是900年前徐州知州苏轼率领徐州军民战胜洪水之后，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八月在徐州城东门之上建造的。熙宁十年(1011年)四月，苏东坡由密州(山东诸城)调任徐州知州。苏轼在徐州一年又十一月，为徐州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也写下了许多描绘徐州风土人情的名篇佳作。
苏轼到达徐州不过三个月，黄河泛滥，大水逼到徐州。苏轼亲荷畚锸，布衣草屦，结庐城土，过家不入。在他的组织、指挥和影响下，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终于避免了大水灌城的惨祸。苏轼“以身帅之，长城存亡”而战胜洪水的壮举，受到朝廷的奖谕，也深得徐州人民的感激与敬重。苏轼为了防止大水对徐州的威胁，一方面筑堤固岸，一方面加高城楼，元丰元年二月，动工在城东门档水要冲处建造了二层高楼，因为“水受制于土”，所以涂上黄土，取名黄楼，含有“土实胜水”的意义。九月九日重阳节，苏荔大宴宾客，举行典礼，奏乐庆贺黄楼落成，他高兴地写下《九月黄楼作》一诗留作纪念。从此黄楼成为徐州富有历史意义的名胜古迹。
除黄楼外，徐州还留有许多与苏东坡有关的古迹和动人的传说，有同样是治水工程的云龙湖苏堤；东坡酒醉而卧，如今刻满诗词题赋的“东坡石床”；苏轼与云龙山隐士张山人共饮抒怀的放鹤亭；得名于苏轼《快哉此风赋》的快哉亭；黄河故道中的“现红岛”，传说是“苏姑娘舍身跳水，红妆现于黄水”而来。所有这些，无不寄托了徐州人民对苏东坡的敬爱和怀念之情。
乾隆
乾隆执政六十年，共到徐州四次，都是南巡途中路过而逗留的。主要目的是“阅河”，即实地考察黄河水情和徐州的河防工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初，弘历乘船北上，弃舟登陆徐州。时值灾后不久，饥民遍野，瘟疫流行，一派凄惨景象。随驾大臣曾劝皇帝不必亲到徐州，乾隆力排众议，坚持来徐视察。他在《灾馀》诗中写道：“灾馀疠必行，古人言之矣，将为徐州行，大吏去宜止。去去关民瘐，宁忍夏避此”。乾隆皇帝此“民瘐”为重，不避瘟疫而亲临灾区，不能不说是一种勤政抚民的表现。
在这次视察以后，乾隆指示地方政府兴建行宫，以便再来徐州时居住方便。乾隆行宫位于风景秀丽的云龙山脚下，乾隆对行宫非常满意，亲自为行宫撰写了两副对联“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
乾隆行宫的建筑在清末以后，大多已毁，现存有大殿和东西配房各三楹，如今这座昔日的帝王行宫已成为社会教育和民众娱乐场所。
李可染
李可染自幼酷爱绘画，五六岁时常用碎碗片在地上画古典人物，13岁拜钱食芝为师。学习山水画，16岁考入上海私立美术专门学校。在校期间，他曾聆听了康有为所作的《中国绘画是世界艺术最高峰》的演讲，开阔了思想。1929年，李可染越级考入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研究部，为我国最早的艺术研究生，不久他参加了鲁迅支持的进步青年美术团体“一八艺社”，受到民主进步和爱国思想的影响。1931年秋，李可染在徐州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引起社会的关注。他先后在徐州私立美术专科学校成立了““徐州美专国画研究会”和“徐州黑白画会”。1932年，李可染应聘在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任展览股美术干事。此后数年，他先后在徐州筹办了《“九·一八”国难展览会》、《援助东北难民书画展览会》、《航空救国展览会》等一系列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7年底。李可染离开徐州经西安赴武汉。先后参加了由周恩来领导、郭沫若主持的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从事抗日救国美术宣传活动。1941年，李可染重新恢复了对中国画的研究与创作，他提出对绘画传统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1943年，他应重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聘请任该校中国画讲师。1946年，应徐悲鸿聘请任北平国立艺专中国画副教授。1947年，他拜齐白石为师。同年，又师事山水画大家黄宾虹，进一步潜心于绘画传统的研究与创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可染开始致力于中国山水画艺术的革新工作。从1954年起。他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为座右铭，创作了很多生动的水墨写生作品。20世纪60年代前期，李可染的绘画艺术进入了成熟期。同时，在教学士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体系，正当他革新中国画的实践如火如荼之际，风云突变。“文革”开始，他受到无端的批判，长期失去了创作自由。但他并没有消沉，坚持逆境困学，以书法作为艺术基本功练习。最终形成了他“沉雄逸右”的个人书法风格。70岁以后的李可染重新焕发了艺术的青春，以极高的创作热情，超常勤奋的工作，决心实现他多年来“为祖国河山立传”的宏愿。更在艺术上要求“神韵”，以达到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之境。晚年在艺术创作上已达到更理想、更自由的表达审美理想化的境界。他创作的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强烈艺术个性的艺术佳作，标志着他的绘画艺术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李可染的艺术成就，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多元性。20世纪40年代前期，李可染的人物画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引起世人瞩目，徐悲鸿、郭沫若、沈钧儒、田汉、齐白石等人都对他的人物画十分赞赏，并给予了高的评价。在这期间，他的人物画如《持扇仕女图》、《东山携妓图》、《搔背图》、《午困图》、《渔夫图》、《街头卖唱》等等，都达到了令人折服的艺术高度，显示出他独到的审美趣味和富有个性的笔墨风格。著名作家老舍曾发表《看画》一文．对李可染的人物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可染的人物是创造……”徐悲鸿也曾形容观赏李可染的人物画“应感饱吠荔枝之乐也”。50年代以后。李可染的人物画作品笔墨沉稳、厚重、老辣，画面构思深沉巧妙。很多作品具有他平生一贯崇尚和赞誉的人格内涵，如《苦吟图》、《怀素书蕉图》、《笑和尚图》等等，可以看出画家对人生理想和艺术追求的深刻寓意。
李可染素以画牛、爱牛、师牛而享盛名。他从1942年开始画牛，勤奋不辍，直到晚年。他笔下的水牛，形象生动，情趣横生，如《暮韵图》、《秋趣图》、《牛背闲话》、《春塘竞渡》、《杨柳青放风筝》、《秋风乍起》等作品，都是以村童牧牛为题材的佳作。流观画面，神态各异，自臻其妙，画境具有田园抒情诗般的魅力，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丰富的艺术享受。1980年，他画室易名为“师牛堂”，并镇刻了“师牛堂”、“孺子牛”等印章。以示明志。他在一幅牧牛图上题跋曰：“给予人者多，取与人者寡，其为牛乎！”这是对牛的特写，也是画家质朴心灵的自我写照。
然而，李可染对中国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山水画领域。l950年，他面对中国画萎靡的现状，毅然提出了要对中国画进行改造的主张，他多次深入到大自然中去作长期的体验写生，以寻求艺术创作的源泉。他通过对大自然的长期观察、体验，以生活、传统、修养、借鉴融汇贯通，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探索，为中国画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李可染的山水画具有迥然不同于古人和同时代人的独特艺术风格，尤其是他创作的一系列“光感”山水画，如《夕照中的重庆山城》、《椿树夕照》、《磨坊》、《漓江山水天下无》等作品。更是前元古人，为中国美术史写下了新的辉煌的一页。
李可染的中国画艺术，已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美术史上承前启后。被海内外公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新中国画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