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主要历史事件
刘备三让徐州城
汉献帝初平四年(183年)，割据兖州的曹操派遣泰山太守应劭往琅邪迎其父曹嵩及家人百余口到兖州。途经徐州时，徐州牧陶谦为交好曹操特派都尉张护送曹嵩一行。不料张杀死曹嵩及其家人，席卷财物而去。于是曹操便把帐记在陶谦身上，以为父报仇为名，发兵攻徐州。
陶谦面对兵临徐州城下的曹操大军，自知难以抵敌，便采纳别驾从事糜竺的建议，请北海相孔融、青州刺史田楷前来相救。孔融请刘备同去救陶谦。刘备遂欣然带领关羽、张飞、赵云和数千人马奔赴徐州。
刘备率军在徐州城下与曹军于禁所部小试锋芒，初战告捷，使久被曹军围困的徐州暂时缓解了危机。于是陶谦急令将刘备迎入城内，盛宴款待。陶谦席间便主动提出将徐州让给刘备，说：当今天下大乱，国将不国；公乃汉室宗亲，正当为国出力。老夫年迈无能，情愿将徐州相让。公勿推辞。我当自写表文，申奏朝廷。”刘备闻言愕然，急忙推辞说：“我虽是汉室苗裔，但功德不足称道，任平原相犹恐不称职。我本是为了义气前来相助。您这样说，莫非怀疑我有吞并之心?”陶谦表白说：“这是老夫推心置腹之言，决非虚情假意。”但刘备只是推辞，终不肯接受。糜竺见二人再三辞让，便说：“现在兵临城下，且当商议退敌之策。待事平之后，再议相让不迟。”于是刘备写信给曹操，希望曹操以国家大义为重，撤走围困徐州之兵。恰好这时吕布攻破兖州，进占濮阳，威胁曹操后方。因而曹操便顺水推舟，卖个人情，接受刘备建议，退兵而去。
陶谦见曹军撤走。徐州转危为安，便差人请刘备、孔融、田楷等入城聚会，庆祝解围。饮宴既毕，陶谦再向刘备让徐州。刘备说：“我应孔融之约救援徐州，是为义而来。现在若无端据有徐州，天下将以为我是不义之人。”糜竺、孔融及关羽、张飞等皆纷纷劝刘备接替陶谦治理徐州。刘备苦苦推辞说：“诸位欲陷我于不义耶?”陶谦推让再三，见刘备终不肯受，便说：“如您必不肯受，那就请暂驻军近邑小沛，以保徐州，何如?”众人也皆劝刘备留驻小沛，刘备方始同意。
不久，陶谦染病，曰渐沉重，便派人以商议军务为名，把刘备从小沛请来徐州。陶谦躺在病榻上对刘备说：“今番请您前来，不为别事，只因老夫病已垂危，朝夕难保；万望您以汉家城池为重，接受徐州牌印，老夫死亦限目矣!”刘备说：“可让您的二位公子接班。”陶谦说：“其才皆不能胜任。老夫死后，还望您多加教诲，千万不能让他们掌握州中大权。”刘备还是辞让，陶谦便以手指心而死。举哀毕，徐州军民极力表示拥戴刘备执掌州权，关羽、张飞也再三相劝。至此，刘备才同意接受徐州大权，担任徐州牧。
刘备“三辞徐州”，一方面体现了刘备博取仁义忠厚之名、收买民心的良苦用心；一方面当是出于刘备对当时情势的清醒认识。当时的徐州正处于四战之地，野心勃勃的曹操正虎视眈眈、兵锋相向，自不待言。此外，邻近的军阀如袁术、吕布、袁绍之辈都在凯舰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徐州，怀有兼并野心。这些都是潜在的危险。由此可见，当时的徐州并不是一颗好吃的果子，弄不好就会有惹火烧身的危险。即使徐州牧陶谦真心相让，其部下能否心悦诚服?这些都是很现实、很严重、很迫切的问题，不容刘备不顾虑!实际确实如此，历史上刘备领有徐州不久，即先后受到过曹操、吕布、袁术的进攻，陶谦部下曹豹也反叛刘备而助吕布。以致刘备在徐州难以立足，最终被逐出徐州，先后依附袁绍和刘表。当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徐州，对于刘备来说，毕竟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因而陶谦一死，在外有北海相孔融的支持、内有糜竺及徐州军民的广泛拥戴的情况下，刘备便不失时机地同意接替陶谦任徐州牧，将徐州据为己有。诱惑终于战胜了顾虑。
徐州会战
1938年1～6月，中国军队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省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作战。
1937年12月，侵略华东的日军侵占南京后，第13师北渡长江，进至安徽池河东岸的藕塘、明光一线；侵略华北的日军第2集团军从山东青城、济阳间南渡黄河，占领济南后，进至济宁、蒙阴、青岛一线。日本大本营为打通津浦铁路(天津-浦口),使南北战场联成一片,先后调集8个师另3个旅、2个支队(相当于旅)约24万人，分别由华中派遣军(1938年2月18日由华中方面军改编)司令官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实行南北对进，首先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然后沿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西取郑州，再沿平汉铁路(北京-汉口)南夺武汉。中国军队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先后调集64个师另3个旅约60万人,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区，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以确保徐州。
徐州以南地区作战 1938年1月26日,日军第13师向安徽凤阳、蚌埠进攻。守军第11集团军第31军在池河西岸地区逐次抵抗后，向定远、凤阳以西撤退。至2月3日，日军先后攻占临淮关、蚌埠。9～10日，日军第13师主力分别在蚌埠、临淮关强渡淮河，向北岸发起进攻。第51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12日向澥河、浍河方向撤退。第五战区以第59军军长张自忠率部驰援，进至固镇地区，协同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同时，在淮河南岸，以第21集团军第48军固守炉桥地区，第7军协同第31军迂回攻击定远日军侧后，迫日军第13师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第51军乘势反攻,至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第21集团军和第31军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双方隔河对峙。
徐州以北地区作战 2月下旬，日军第2集团军开始分路南犯。东路第5师从山东潍县(今潍坊)南下，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直扑临沂。第3军团第40军等部节节抵抗。第59军奉命驰援,3月12日到达临沂北郊的沂河西岸，协同第40军实施反击，激战5昼夜，重创日军，迫其向莒县撤退。西路日军第10师长濑支队(相当于旅)从济宁地区西渡运河，向嘉祥进攻，遭第3集团军顽强抵抗,进攻受挫；濑谷支队(相当于旅)沿津浦铁路南进，3月14日由邹县(今邹城)以南的两下店进攻滕县(今滕州)。守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英勇抗击，伤亡甚重，苦战至17日,该军守城的第122师师长王铭章殉国，滕县失守。
台儿庄地区作战 3月20日,日军第10师濑谷支队南进连陷临城(今薛城)、枣庄、韩庄后，不顾第5师和第10师长濑支队在其两侧进攻受阻，孤军深入，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李宗仁以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率部固守台儿庄，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率部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转入兰陵及其西北云谷山区，诱敌深入,待机破敌。3月23日，日军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的康庄、泥沟地区与守军警戒部队接战。24日起，日军反复向台儿庄猛攻，多次攻入庄内。守军第2集团军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第五战区以第20军团主力向台儿庄机动，拊敌侧背，与第2集团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并令第3集团军进至临城、枣庄以北，断敌后路。日军为解台儿庄正面之危，速以第5师坂本支队(相当于团)从临沂驰援,进至兰陵北面的秋湖地区，即被第20军团第52军卷击包围。4月3日，第五战区发起全线反攻，激战四天，歼灭日军濑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共万余人。其余日军残部于7日向峄城、枣庄撤退。
徐州附近地区作战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令第五战区集中兵力于徐州附近，准备再次聚歼日军。日军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对方，主力向西迂回，企图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第五战区主力。4月18日，日军第10、第5师分别从山东峄城(今属枣庄)和临沂西北的义堂地区南进，对守军第2集团军和第20、第3军团及第27军团第59军实施牵制性进攻。守军顽强抗击，至月底，将日军阻止在韩庄、邳县(今邳州)和郯城一线。5月5日，日军开始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西侧迂回包围。在南面，第9、第13师从蚌埠地区分别沿北淝河、涡河西岸北进，至13日，陷蒙城、永城(属河南)后，向江苏萧县、砀山(今均属安徽)进攻；第3师由蚌埠进入大营集地区，向宿县(今宿州)进攻。在北面，第16师由山东济宁渡运河，至14日，连陷郓城、单县、金乡、鱼台后，向江苏丰县、砀山推进；第14师从河南濮阳南渡黄河，陷山东菏泽、曹县后，直插河南兰封(今兰考)；同时，第10师将韩庄、台儿庄地区的作战交由第114师接替后，在夏镇附近渡过微山湖，向沛县(属江苏)进攻。由于日军已形成对徐州的四面合围态势，5月15日，中国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16日，第五战区命令各部队分别向豫、皖边界山区突围。19日徐州陷落。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6月6日占领开封。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9日下令在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河水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日军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会战结束。
此役，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在台儿庄地区作战中，第五战区采取积极防御战法，以一部担任内线防御，另一部置于外线作战，攻防结合，灵活机动，获得大捷。随后，最高军事当局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日军决战，因而使会战在后期陷于被动。尽管如此，这次会战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徐州师生反日爱国斗争
尽管咫尺之外的日寇营房前有荷枪实弹的日寇岗哨，然过往的行人仍走进灵堂，驻足观看诔文，很多人潸然泪下，不少人争抄诔文。追悼会成为揭发日寇罪行的声讨会和控拆会，诔文也变成讨伐侵略者的檄文。徐州人民不甘屈辱而运用巧妙方法与日寇斗争的精神，是令人钦敬的。
徐州市民，特别是知识青年，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思想，唤醒人民起来斗争。
徐州大同街东首（今人民舞台对面）是日本宪兵队所在地。但就在其西首的钟鼓楼附近，曾贴出一张小报，上面写着诗人田间发表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的抗日诗抄：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当时有很多人悄悄抄写这首诗，它象匕首，象投枪，直刺敌人的心脏。后来这首诗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使人们知晓要摆脱“亡国奴”的命运，只有战斗。
即使在日伪办的《新民晚报》上，也曾出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这是爱国青年夏旭所为。夏旭（又名王挥军）当时在丰财街小学上夜校，同时在《新民晚报》社当排字工人。一天，他悄悄地在该报宽边中刻上阴文(凹形文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来，夏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丰财街小学也一度被查封，这件事大大鼓舞了徐州人民的抗日斗志。
昕昕中学的一些同学不满敌伪统治，自发联系，秘密书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不要当汉奸”等标语，张贴在街头巷尾。他们还油印传单，写警告日伪市长的匿名信；并利用敌伪假“禁烟”、真贩毒的“禁令”，走上衔头砸烟馆(多属日本商人经营)，反对伪淮海省省长郝鹏举搞冬天“黎明运动”、学生会操等。这些活动，震动了日伪当局。不久，昕中初三学生雷良桂、王爱民、刘永昌三人被日伪警察局特高科逮捕，遭受拷打。
这些传单和标语的出现，与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在各中学均有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如石西岩同志1942年11月至1944年11月，曾以培真中学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工作。铜山师范在乡间的分校———敬安中学也有我党的地下组织。有些进步教师和学生以从事教学和读书为掩护，投身抗日活动。
(二)坚持民族气节，不向日寇低头
徐州沦陷后，不少知名学者和爱国志士，坚持民族气节，不为五斗米向日寇折腰。
日寇逼近徐州，省立徐州中学校长严立扬先生偕部分师生携带学校贵重仪器迁往武汉。武汉沦陷后，他被迫将这些仪器抵押给银行，并以抵押所得资金连同其他校款，分批资助在后方读书的徐州中学校友。抗战胜利后，严校长虽己离任，却克服重重困难，筹集资金，将这批珍贵仪器赎回，归还学校。
徐仰仪先生是徐州知名学者（他与王雪樵、韩席筹先生被誉为“徐州国学三大家”）。徐州沦陷后，日寇得悉他的下落，曾派人请他出任徐州市维持会长。他誓死不当汉奸，只身逃往他乡，隐匿不出。后在农村汇集一些爱国青年，在日寇不断搜索的情况下，给学生讲古典文学，如陆游的《书愤》、屈原的《离骚》等，以培养并加深青年学生的民族感情。
沈子廉先生，睢宁人，前清秀才，民国时期曾在山东、福建等省任县长。日寇侵华，沈子廉先生归里，寄居友人处。日寇企图聘请他出任睢宁县长，先生婉拒说：“宁可日食糠菜，不尝敌人粱肉。”该县维持会长王惠轩登门拜见，并说：“先生今日不出，(我)明日复来”。先生愤然答曰：“如明日复来，则陈尸相见耳!”日寇上门威逼，先生置生死于度外，越墙逃脱，后移居张行(地名)为塾师。在教学中重砥砺民族气节，手书文天祥的《正气歌》等，朝夕带学生吟诵，并讲授岳飞的《满江红》等爱国诗篇。
张君九先生，1939年起被徐州天主教聘任为私立昕昕中学兼光启小学校长。他坚持民族气节，拒绝向日伪教育机关备案，遭到日寇的嫉恨。1943年秋，日寇将他逮捕，关押在宪兵队特高科(今人民舞台对面)。日寇多次审讯要他交待反日“罪行”。他据理力争，抗议日寇侵犯人权(张先生也是徐州著名律师)。日寇遂对他施以种种酷刑：举起洋刀威嚇他，唤来狼狗嘶咬他，给他灌辣椒水，烧焦其皮肤，火燎其美髯，（徐州沦陷后，张先生即蓄髯以明志)，把他折磨得昏迷不醒。后又将他衣服扒光，抛入结冰的大缸，盖上布满铁钉的缸盖。他始终不屈。日寇苦于找不到张君九先生反日的真凭实据，最后不得不将他释放。
萧立岩先生（又名萧树峦，80年代曾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编审，为徐州市政协前副主席萧树平之堂兄)1939年曾在徐州博爱街小学代课。他经常教育学生要有民族气节。一次，他带我们三年级的学生外出活动，必须经过风化街，风化街西头有日寇营房，中国人经过此地必须向日寇岗哨行90度的鞠躬礼，度数不够也要遭毒打。萧先生认为绝不能带着亡国之恨，屈辱地向日寇敬礼，便带领我们绕道中枢街，宁可多走路，也不向日寇俯首。这件事虽小，却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作为中华民族要以民族气节为重”的种子，终生受用不尽。
(三)自编爱国教材，教育中华后代
1942年—1945年，我在昕昕中学读初中。语文教师是余晓峰和武宗灿先生。他们都富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对日伪塞进文史教材的崇日、亲日文章，他们尽量略讲乃至不讲，即使讲授也要加进自己的观点。他们往往给学生补讲一些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都很浓厚的课文，板书后迅即擦掉。
昕昕中学的李罡老师，教我们音乐。他除了按规定教我们一些歌曲外，又大胆地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太行山上》和《山那边呀好地方》（即《解放区呀好地方》)等歌曲。
即使在徐州附近与解放区接壤的学校，也以各种方式，抵制“奴化教育”。基督教会办的地处铜、萧、宿交界的郑楼小学，该校课表上排有《圣经》课，音乐课也规定要教“赞美诗”。实际《圣经》课上既不讲《旧约》，也不讲《新约》，而是讲抗日战争的局势。在音乐课上，敌人来了就唱一会儿“赞美诗”；敌人一走师生又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四)不上日语学校，蔑视汉奸“省长”
1940年，我在博爱街小学上五年级。当年暑假前，社会上传来一条讯息：日伪政府要在徐州公立小学选拔一批“高材生”，“保送”到日语专科学校去“深造”，实际上是为了培养一批日语翻译，为日本侵华服务。公立小学的学生闻讯后都很紧张，谁愿为侵华日军服务?我当即与同班同学李家藩商议用什么办法来摆脱即将到来的厄运：转学，只有转学。当年秋天，我便转到天主教办的光启小学去读书，他也转到乡下小学去了。事隔60余年，我每次见到李家藩(现名李滋生，为山东师大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都为当时在岔路口上作出正确抉择而庆幸。我们未曾被“奴化”，而是在“反奴化”斗争中取得胜利。
1944年2月，伪淮海省政府成立，省会设在徐州，大汉奸郝鹏举任“省长”。此人飞扬跋扈，寡廉鲜耻。他乘坐的汽车上插着一面中国国旗，上面又加一面小黄旗，呈三角形，旗上印着“和平反共救国”字样。这是卖国投敌当汉奸的标志。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明令：市民只要遇到他的汽车，均必须驻足行鞠躬礼。当时市民（特别是学生)对此非常反感———堂堂中国人民，怎甘心向卖国投敌的大汉奸折腰?于是，每逢郝鹏举的汽车一露面，人们都早早避开。车子开过，也曾有人投以石块，或口吐唾液相“送”。民族气节不可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