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近代主要历史事件
虎门销烟
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在与外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以中英贸易为例，1827年以前，英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如刀和钟表），由中国输往英国的则以茶叶为大宗，其次是生丝、土布、陶瓷、糖、樟脑、大黄、水银等。由于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来的商品有一种顽强的抵抗力，所以英国的纺织品在中国不能畅销。而英国却必须购买中国著名的茶叶、生丝和陶瓷。这样，中国对英贸易每年都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国资产阶级出于其掠夺本性，竟用鸦片来冲击中国的贸易市场，获取一本万利的不义之财。
英国资产阶级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然后再把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英国人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除了英国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外，美国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输入鸦片，俄国则从中亚向中国北方输入鸦片。
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使中英两国的贸易地位完全改变。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中国却相反，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1820—1840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在1亿两左右，相当于银币流通量的1C5。由鸦片大量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已开始扰乱清王朝的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的泛滥极大地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使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
鸦片泛滥，受害最深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
因此，他们对鸦片走私极为愤慨，要求禁烟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有爱国心的士大夫也要求禁烟。从1836年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禁烟与弛禁的激烈争论。
弛禁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他们竭力反对禁烟。弛禁派的吹鼓手、太常寺卿许乃济甚至在1836年6月10日上奏道光皇帝，鼓吹鸦片无害论，说如果要禁也只须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民间贩卖、吸食可以“一概勿论”。在清廷官员中，首先上书驳斥许乃济弛禁论的，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他们主张对贩卖和吸食鸦片者要严刑。
1838年6月2日，力倡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疏，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1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则处以死刑，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等支持黄爵滋的主张。林则徐从1838年7月至9月，3次复奏道光皇帝，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切实禁烟，长此下去，几十年后，军队就会衰弱，国库就会空虚，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国家无可以充饷之银。
兵和饷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命根子。林则徐的话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从以前的不置可否暂时倾向于禁烟，决定采纳黄爵滋、林则徐严禁鸦片的主张，于1838年10月25日颁布谕旨，要各省“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同一天，道光皇帝将抽鸦片的庄亲王革去王爵，辅国公革去爵位，各罚应得养赡钱粮2年。过了3天，又将两年前提出弛禁论的许乃济降职惩儆。接着，召林则徐进京，商讨禁烟事宜。
1838年12月29日，林则徐奉旨从湖广总督任上来到北京。道光皇帝在8天之中连续召见林则徐八次，听取他对禁烟的具体意见和措施，并赏赐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还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
林则徐于1839年1月8日在北风呼啸的严冬离开京城，踏上南下征途。3月10日到达禁烟斗争的最前哨广州。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合作，一面加紧暗访密查，严拿烟贩；一面同外国鸦片贩子展开坚决斗争。3月18日，即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的第八天，就毅然发出收缴外商鸦片的命令。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怡良，在钦差行辕越华书院传讯十三行洋商，当众表示：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并将缴烟谕帖交行商总头目伍绍荣转给外国烟贩，限3天之内将其趸船上所有鸦片全部交出，到期不缴，则封舱封港。还要他们出具甘结（保证书），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
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林则徐有禁烟的决心和魄力，都积极行动起来，支持林则徐的缴烟命令。在商馆外面，昼夜都有群众巡视；渔民们也主动协助水师官兵，监视零丁洋上的鸦片趸船。
英国鸦片贩子不愿交出鸦片。他们操纵在广州的外商商会，破坏禁烟。3月22日，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这一断然决定，震动了躲在澳门的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24日，义律乘快船从澳门赶到广州，到商馆亲自指挥抗拒缴烟，并在珠江口外布置一艘军舰，进行战争恫吓。这天晚上，义律又指使颠地化装逃走，被商馆内的中国工人截回。
为了敦促洋商交出鸦片，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并派兵严守商馆，断绝商馆与澳门的交通，撤退中国在商馆中的雇员，终于迫使义律同意缴烟。
林则徐、邓廷桢率领文武官员，勒令停泊在零丁洋的洋趸船上的英、美烟贩缴烟，从4月12日到5月21日，收缴了2万多箱鸦片（其中1540箱属于美国烟贩），共计237．6万多斤。这在清代禁烟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一胜利，像惊雷般地轰击了珠江口外零丁洋上的敌船，那些贩运鸦片的敌船纷纷逃窜。
1839年6月3日，这是值得中国人民纪念的日子。虎门搭起了一座礼台，挂起麒麟帐，铺着红色的氈毯。礼台前面，挂着一面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威武雄壮，迎风飘扬。这一天，雨后天晴，骄阳高挂，从四面八方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午后2时，留吉长髯、神情刚毅的林则徐，在广东巡抚怡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礼台。林则徐遥望南天，心潮澎湃，在人声鼎沸的虎门，他庄严下令销烟。顿时，隆隆的礼炮声威震海空，站在两个销烟池（每个15丈见方，池底用石条铺平，四边栏桩钉板，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旁的绿营兵丁们忙碌起来了。先是从后面水沟里把水引入销烟池内，撒入食盐，使池水成为盐卤，然后把一箱箱的鸦片运到池边，打开箱盖，将鸦片切开捣碎，投入池中，浸泡了一些时候，再撒下石灰。顷刻间，盐卤沸腾起来，浓烟滚滚，升入天际。兵丁们站在跳板上，手拿铁锄、木耙来回翻搅，使鸦片完全销溶，等到海水退潮时，打开销烟池前面的涵洞，使销溶后的鸦片随着浪花冲入大海。在涵洞上还装着网筛，防止未销溶的大块鸦片流出。全部鸦片销溶后，还用清水刷涤池底，不留涓滴烟灰。看到这一扬眉吐气的情景，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屹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第一幅浮雕就是“虎门销烟”的情景，人们瞻仰这一雄伟场面，不能不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
为了让外国人“共见共闻”，6月13日，林则徐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销烟现场参观。一些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参观后，惊叹销烟工作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他们的“臆想”。从6月3日到25日，除留下8箱作为样品送往京城外，200多万斤鸦片全部销毁了。
林则徐主持下的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壮举，像海水冲刷烟膏那样，洗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耻辱，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禁烟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谱写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光辉篇章的第一页。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震动世界的武装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又一次积极而英勇的反击。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两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也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乡。
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革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残酷压迫，无比愤怒和仇恨。随着从武汉等地撤退的共产党员陆续聚集广州，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九月间，传来了彭湃领导海丰、陆丰农民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的消息，人民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当时，反动势力统治下的广州，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的汪精卫，依恃由九江返回广州的张发奎的势力，赶跑桂系军阀，霸占广东。桂系军阀黄绍宏逃出广州后，立即在梧州调集部队准备反攻，支持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炯铭也由汕头向广州前进。张发奎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把主力开赴肇庆、梧州一带，同黄绍宏作战，一部在东江防御陈铭枢，广州城内的兵力十分薄弱。敌人只有警卫团一部，加上一个炮兵团和两个新组建的步兵团等部，共约六、七千人。而教导团和新扩编的警卫团一部，实际上是共产党能够基本掌握的武装。
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份子，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团团长。这种情况造成了武装起义的大好时机。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以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为骨干，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为委员长，立即加紧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十二月七日，中共广东省委秘密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十二月十三日举行起义。
广州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注视和警惕。汪精卫得到我党准备起义的消息后，要张发奎解除教导团的武装，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张发奎电令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回广州执行这一任务。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调动。在此情况下，广东省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一日，并下达了战斗命令。十二月十一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举行广州起义。按照统一部署，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分别对驻扎在市内各处的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警卫团一部和武装警察一千余人。市郊和附近一些县的农民群众，也组织暴动，响应起义。十二月十二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起义军总司令，并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广州起义，震惊了中外反动派，他们立即勾结起来向广州进攻。美、英、日、法 等帝国主义公然实行武装干涉，出动炮舰轰击广州市区，并一度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登陆，攻击我起义部队。十二月十二日，张发奎从江门、肇庆、韶关、黄埔等地调来部队，向广州市区展开进攻。当日下午，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在中外反动派的疯狂进攻面前，起义武装浴血奋战，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于十三日撤离广州市区。撤出的部分武装，在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第4师，在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袁国平）的率领下，进到海丰、陆丰地区，和第2师会合，坚持革命斗争。另一些突围的同志到了广西的左、右江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还有少数同志到韶关附近，参加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沉重打击。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意志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它为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是由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敌人的强大，主观原因是在起义后，没有自觉地、主动迅速地向农村发展，与海丰、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以及起义准备工作的不充分等。它的失败再次证明；在帝国主义援助下的反革命势力，控制了全国政权，掌握了强大的反动武装并占据中心城市的情况下，要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林则徐广州禁烟斗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势力。英政府为维护其殖民主义政策，1839年10月借口“保护通商”，正式决定出兵侵略中国。
1840年6月28日英国“东方远征军”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英军见林则徐防守严密，便留下4艘军舰、1艘汽船封锁珠江口，然后按照英国政府的训令，以主力北上。6月30日，英军进攻邓廷桢防守的福建厦门，未能得逞；接着攻打浙江，占领了定海。8月，英军抵达天津的大沽口，投递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以武力迫使清廷与之谈判。
留粤的英国军舰，不时骚扰广东海域的商船，并在珠江口掳走海运盐船１４艘。8月19日，英军突然袭击并占领关闸炮台，轰毁界墙，钉塞火门，然后将数尊大炮搬上船撤离。林则徐决定主动出击。8月31日，广东水师追赶英舰至矾石洋上，将英舰“架历”号打坏，英水兵纷纷落海。这时其他英舰赶来援救，双方激战至天黑，最后英舰败逃。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少有的局部胜利之一。当时，林则徐排除偏见，力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购置了一批新式西洋火炮，又仿制欧式帆船，全力操练军队，加强军备。而京津一带的清军装备，却停留于抬枪旧火炮的状态，山海关甚至连一尊可用的炮都没有！
英军直逼京师，道光皇帝第一次知道“夷人”的厉害，发现泱泱“天朝大国”88万军队如此不堪一击，于是他动摇了当初禁烟和抵抗的决心。一些大臣立即见风使舵，造谣中伤林则徐。
8月30日，道光皇帝授权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海口与懿律交涉，晓谕英方：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持过急”，“措置失当”，保证“重治其罪”，要求英军“返棹南还”回广东，等候清廷派遣钦差大臣“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懿律得此答复，认为实现了以武力要挟清廷谈判的目标，又因北方天气渐寒，港口即将封冻，且英国远征军中有不少人来自天气炎热的印度，不适应中国北方气候病倒了，于是懿律9月中旬率军南下。
1840年9月17日，道光皇帝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
11月25日拂晓，英国“复仇女神”号驶入澳门，在总督官邸窗下鸣响一声礼炮，惊醒澳门居民。它在渔船和舢板之间闯过，耀武扬威。这是英国出现在广东海域的第一艘火轮船，由英国伯肯德铁工厂制造，载重量630吨，120马力。英政府特别遣其前来，以增加谈判筹码。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12月，他开始与英方谈判。懿律因病回国，由义律接任全权代表。谈判围绕中方赔偿烟价、割让岛屿或增开口岸，英方交还定海展开。琦善同意赔偿烟价600万元，但对义律提出照澳门办法，“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不敢贸然答应，并要求先交还定海。
义律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
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袭击大角、沙角炮台。防守这两处炮台的清军各有600人，而英军集中了7艘军舰，４艘轮船，登陆作战军人2000多名。
大角、沙角炮台被一举攻陷，守台的清朝官兵全部殉国。
琦善闻讯后大惊，立即照会义律，表示可以“代为恳奏”给英国一处“寄居地”。但义律得寸进尺，将原来要求的“寄居地”改为租地，并“让英国主治”，而且指明要香港全岛作贸易中转地。
1841年1月20日，义律单方面在澳门宣布了议而未定的《穿鼻草约》，内容包括中国出租香港岛、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英军退出定海等条款。义律与琦善会谈，迫琦善答允《穿鼻草约》，但琦善表示要等道光皇帝答复。
1月26日，英军占领香港。
道光皇帝原以为只要惩办林则徐、邓廷桢，恢复广州通商，默许鸦片走私，英军就会退出定海，罢兵言和。当他获悉《穿鼻草约》的内容后，方知道英国提出的要求远超出他为谋求妥协而准备让步的限度。道光认为"割地赔款"，天朝脸面扫地，十分恼怒，严令琦善必须与尚留在闽粤的邓廷桢、林则徐一起，对“逆夷”大张挞伐。随后他下旨将琦善革职查办，家产查抄，对《穿鼻条约》不予承认。
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再次对英国宣战，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祁稬为两广总督，从四川、湖南、贵州、江西、湖北等省调集军队17万人开赴广东。
义律获悉清廷调兵遣将的消息后，立即先发制人，于2月下旬率英军进攻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镇守虎门各炮台，血战殉国，虎门失陷。
清军在沙角、大角、虎门接连战败，除武器落后外，还暴露出战术落伍。当时广东有绿营和八旗兵７万多人，但分散驻于2800多个据点，使英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而且清军防守只顾正面，英军三次都是从不设防的侧后翼冲上去的，清军竟然始终墨守成规，不知接受教训。
虎门陷落后，英国军舰溯江而上，进攻广州的第二道防线乌涌炮台。这里有清军守兵700名，新调来的湖南援兵900名，水师船40艘，还有一艘由购来的洋船改装而成的兵舰“杀截”号，兵力不算少。但双方开战不久，清军便自行乱成一团，争先恐后夺路逃跑，自相践踏而死数百人；40艘水师船逃散，“杀截”号被俘。
就这样，英军轻易攻破乌涌。3月3日，英军未遇任何抵抗占领了定功炮台，广州危急。
广州知府余保纯奉琦善之命，亲至黄埔向英军求和。
余保纯到黄埔后，义律答应停战3天，同时提出《戢兵条款》，其中规定赔偿英军军费和商人损失1200万元，又以未签字的《穿鼻草约》为基础，增加租借尖沙咀的条款。
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率援军先期赶到广州。琦善来不及在《戢兵条款》上签字便被锁拿下狱，13日押往北京。
3月6日，英军继续进攻。
4月14日，奕山、隆文、祁土贡及各省援军先后到达广州。
奕山一上任，便诬蔑“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他不用广东兵，而用人地生疏、不习水战的“客兵”，还说“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他带来的军队纪律极坏，大失民心。
在作战上，这个“靖逆将军”自己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攻守方案，林则徐向他提出御敌策略，他又不予理睬，一心希图侥幸取胜，邀功请赏。
5月21日，奕山下令所部在白鹅潭水域向英军发起盲目夜袭，结果一败不可收拾。在英军猛烈反攻下，广州炮台尽失。25日，英军占据了广州的制高点四方炮台，把广州置于其炮火控制之下，当时英军不过2755人，携炮17尊。
退入广州城中的万余清军，不敢出城杀敌，却互相仇杀，南海丁勇和湖南丁勇为抢夺粮食大打出手，情形一片混乱。
5月26日下午，奕山派人在城墙上树起白旗投降。次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作为首席代表，与义律签订城下之盟《广州和约》。和约规定，奕山、隆文、杨芳和所有外省军队，退到离广州60英里以外的地方；一周内缴纳600万元作为广州“赎城费”；赔偿商馆损失30万元；当赔款付清后，英军退出虎门以外，交还横档及江中所有其他各处要塞。
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起点。